我的“救主情节”与我的救主
“救世主情节”（savior complex），也称为弥赛亚情节（messiah complex），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相信自己有责任拯救其他人。这周我们推送的文章和救世主情节有关，也和真正的救主有关。这篇分享来自于一位以帮助他人为职业的社会工作者：Molly Skawski。原文载于Christianity Today杂志2018年6月号。塔城翻译制作，仅供交流。
带着对自己预备不足以及钳口结舌的清醒认识，二十四岁的我和一个海洛因瘾君子站在布满灰尘的乡村小道。我认识、援助他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我建议他在我请求法官终止他的抚养权之前，选择主动放弃。
社工专用的台词从我紧张的嘴里蹦出来，但是我生硬的语言其实无关紧要，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种场景我俩通常称之为“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
在委托人的孩子被送去寄养之前，他已经有十年的鸦片重度成瘾史了。预后家庭重组也很糟糕。“没有什么比清醒的生活更恐怖了” 有一次他这样跟我说，“我想我根本不知道清醒的生活是怎样的感觉。这可能是最可怕的部分吧。”
比失去儿子还要可怕。
全国有超过420000的寄养儿童。超过半数的儿童有超过一年的寄养经历。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见过这些数据背后真实的人。尽管帮助人们是我的工作，我依然感到亲身走入苦难之中——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更是上帝给我的呼召。
我的委托人34岁，瞳孔狭小、两颊凹陷。他在绝望中瘫倒在我的脚前，哭喊着，“我的儿子啊！”。
他七岁的儿子非常贴心，喜爱一切大自然的事物。对他而言，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值得拥有一个瓶装水大小的、充满枝条水草的水族箱，从美丽的小青蛙到平凡的草蚱蜢。
早些时候，我在精神病医院探访过这个孩子，因为他的寄养家庭联系我，说这孩子向她描述了一个详细的自杀计划。隔离室的一切都显得病态。在柜子上有太多的药瓶，我年幼的朋友过于平静。在他的年纪，本应该用球棒回击他父亲的投球，当棒球弹飞，从场外伫立的母亲那里擦身而过时，惊叫一声。
那些我工作中的孩子遇到的人本不应该是我。意识到这点令人感到一阵熟悉的痛苦。
“最近他的生活有什么变故吗？” 这个男孩的精神科医生在门厅里问我。
“他的母亲去年因为药物过量去世了，他的爸爸暂时不能见他，” 我说，“过去六个月中，他陆续寄宿在六个家庭。现在，他有时候完全沉默。”
我想起了那些录像的画面：一个微笑的男孩、被暴力对待的动物、破坏的房间、有咬伤和淤青的兄弟姐妹。许多的寄养父母告诉我（通过短信，因为通话意味着他们亲自听到那些已成定局的话语从他们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们计划承担的。我告诉他们，有这些创伤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来感到安全，但是他们回复我说他已经超出了他们处理的能力。我理解，却也理解不了。
202病房里，男孩的身体在医院大号的病床上显得格外矮小。“我病了。我有PTSD和其他的综合创伤，” 他说，他的舌头颤抖着说出这些陌生的词汇，“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很坏。”
他的眼睛绝望的搜索着我的脸，想要找到答案。
“这不是你造成的，” 我说，我知道他还不相信我。他试图向我解释这为什么是他的错：他打了他的兄弟，所以他现在在这。我试着重新解释：“你被伤害了，所以你才伤害其他人。现在，你会学会更好方法来处理伤痛。我们没有人能一直不犯错。”
我问他在医院学到的新的处理方式，他打开了他的“调节工具箱”，用他小小的手玩橡皮泥。
我想起诗篇40:1-3，“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我的心为着这个孩子祷告，“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那一天，因为上帝救赎了我和其他认识的人的生命，在他的救赎中我得着了安慰。我回想着所有那些我们曾被拉出去的“祸坑”，以及我们被赐予的“新歌”。我想着神的应许：所有人都在上帝可抵达之处。
虽然，那一天还不是欢唱新歌的日子。耳朵里充斥着伴随PTSD和综合创伤呼啸着的警报声，实在太难听到新歌了。今天可能仍旧是祸坑中的一天。我知道在那时候我的工作是淌过淤泥，走到这个祸坑中的七岁男孩身边，带着橡皮泥陪伴他一段时间，也提醒他，他并不是孤单一人。
你相信吗？我同时爱他们两：这个儿子和这个父亲。在目睹这一切之后？是的，我爱他们。
我的委托人自己也曾是一个寄养儿童。我将他想象成他儿子的那个年龄，他也需要被保护。我处于一个复杂的情况里，两种感情并存着，我既为委托人感到悲痛，也对他感到愤怒：一个寄养儿童，成为了寄养儿童的父亲，成为了一个丢弃一切的瘾君子。
A Pencil in God’s Hand 上帝手中的铅笔
我所处的位置有着一个无比的优点：我被邀请进入人们生命里最隐密的角落（多数时候是因为法庭命令，也有些幸运的时候是出于信任和关系）。我靠着上帝的恩典，尝试帮助他们，无论代价如何。
我经常回想起大学里的一堂课，教授让我们写下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意味着什么。我们在题板前吵吵闹闹的加上自己的理解，花花绿绿写着：乐观、伟大、无私... .... 多么显而易见的救世主情节（savior complex）！我们大多数人的定义都可以归结为一句匆忙写下的“帮助别人”。
我们正中下怀。教授打开ppt，让我们浏览一个关于社工的实时讨论：帮助他人获得的个人成就感，我们需要时时检查自己对“被需要”的渴望。她让我们与这样的想法搏斗：我们能够解决未来委托人面对的问题。她建议到，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答案，并且支持他们克服障碍，走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中。
我还记得这个呼召所激起的，我内心的向往和害怕。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当我感到自己在社工舞台上自我满足，或是因为骄傲而膨胀，又或者因为自己没有任何能为委托人做的而频繁感到泄气，我都尽量将自己抽离不断闪烁的来电和堆积的文件。我会抬头看看特蕾莎嬷嬷的话，她的话贴在我的小隔间许多彩色图片和学校肖像的中间：“我只是上帝书写时手中那支小小的铅笔，祂则是向世界发出爱的信笺的那一位。”
Small Stirrings of Hope 激励人心的小小希望
我发现自己总是想要给那些父母再一次机会。我因为那些毒瘾、精神疾病、创伤在他们生活里造成的灾难而哀痛，这些魔鬼表面上让他们无能为力。我见到过他们因为伤害所爱之人而感到羞耻，我想给这些父母更多的时间来改变。
但是我的教授说得对，现实总是更为复杂。每当父母用更多的时间来改变那些导致孩子被寄养的状况，就意味着孩子要在福利寄养机构度过更久的时间。只有父母的抚养权中断，孩子才有可能被正式收养。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途径，但是如果没法回家，领养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男孩对于长久稳定的需要没有那么复杂。在毒品和恐惧之前，他需要首先被选择。
回到那条乡间小路，孩子的父亲还在我的脚边哭泣。他的表姐很快将会成为他孩子的父母，这个陌生的宇宙环绕着他。她也和我们再一起，她用手托住这个男人的脸。
“看着我，” 她说，但他没有看她。“你还有希望。” 她的话比起一个定论更像是一个请求。
“我已经走到尽头了。”我的委托人说。
我能做的一切就是跪在他的面前。我只知道我应该离他近一点，和他在一个高度。这是我站在高处来鉴定他是否合适作为父母前的最后一次，就像我在医院靠近他的儿子一样。
Frederick Buechner说，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一个行在路上的人，路程不一定非常遥远，但他至少有一些模糊、不成熟的想法，知道应当感谢谁。” 如果我的确是一个基督徒，在那些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的时刻，我会仍旧感恩上帝医治的应许，那些小小的希望以及新歌。
这位父亲曾作出过许多自私的决定，但放弃抚养权绝非其中之一。我见证的是一个父亲愿意给予孩子未来自由的生活，他知道他不足以提供这样的生活。
我经历过许多令人失落的时刻。但是那位主导者使我偶尔得以窥探他的魔术幕布之后，失落时刻背后的那些希望、那些新歌。
原文链接：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8/june/gift-of-coming-near.html
往期阅读：